圆桌研讨 | 重返故乡的写作——关于阿乙《骗子来到南方》的对话与讨论

郭洪雷：下面请阿乙老师把创作《骗子来到南方》的相关情况给大家说一说。

阿乙：谢谢郭教授，谢谢徐博士。我主要讲一下《骗子来到南方》里面的同名中篇。先解释这个标题，南方这个概念，按照对外经贸大学的文学院胡少清博士的说法，在世界文学里南方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博尔赫斯那里，在福克纳那里，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在中国，我们只说南方不说北方，因为北方就是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所以它是相对来说南方是一个次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在野的概念，也是一个附属性的概念。它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支援西部或者是女性主义一样的，而没有男性主义。在南方和北方二人对立结构中，南方是一个次要的部分，这个南方的概念实际上是长江流域大部分的地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江浙、长三角的发展很迅速，像广东福建这边的沿海地区同样发展特别迅速，所以中国的经济中心实际上是靠南边的沿海地区。我来到杭州以后很吃惊，这个城市怎么变得这么漂亮，房价这么高，所以他已经游离了原来的落后的南方的概念，不再是楚王时期或者吴越争霸时候那种相对中原落后的南方。这个时候的南方就是靠中部一点，特别是我的老家江西，还有四川、云南、贵州，还有重庆，特别是湖南、湖北、安徽这些地方，比较落后一些，这一带成为真正落后的南方。所以这个骗子就来到了南方，这样的南方因为近些年经济发展很迅速，大部分通了高铁，附近建了机场，它的发展也很快。

但是相比于长三角，相比于沿海城市，它的发展速度还是很慢的，这种慢体现在人口流动上的。四川和江西的人口是往外流的，他们去广东打工，当官就往北方升迁。所以在我们那里，一个人出发的目的地，不是到达的终点，留在当地的人是渴望发展的，渴望纳入这个命运的共同体和经济发展的快捷道。但是这种东西没有意义，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满足的，谁来满足他？给他画这个饼呢？最快的就是骗子。骗子能发现你的欲望，比如我们老家是一个县级市，骗子能发现我们当地人很想让我们的城市像上海一样，那骗子天天说我们明天、明年，就把你们这里变成一个全亚洲的养老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骗子就能忽悠我们当地人投资，当地人手上拿着钱，也不知道怎么去投资，骗子也可能有一些招商引资的人来给他站台，所以投资的人也觉得有一些担保。这个就是小说的背景，在中部的一些省市里，确实是有大量的骗子发现了商机，他们就利用当地人想发展想发财的欲望，去那撒网，我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荒诞，但是就是建立在我们中国真实的基础上，骗子去了以后吸纳了当地几乎是所有家庭的投资，然后摊开双手，慢慢在别的地方再骗一点还给他们。其实上当受骗的人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不想把骗子弄到公安局去，等他慢慢来还，这样自己的投资也有所保障，至少能拿回投资的60%或者40%，总比没有好。还有一帮人他们很愤怒，在小说中，愤怒的少数派就自作主张把这个骗子活埋了。这个案子破获以后，大部分上当受骗的人，还来怪这些把骗子活埋的人，说他们真是多管闲事，搞得他们的钱也没得赔。整个故事写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现实，我的小说背景一贯和现实有关系，但不是这么贴近，这部小说如此贴近，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像空气和水一样。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起来就要忙不迭地去看看短信，有多少个骗子来我发短信，我为此下载了好几个手机管家，拦截骚扰短信和骚扰电话。这些阮济安设计了关键词，比如遇到发票之类的就拦截，现在又下载了一个国家反诈中心APP，因为我也不能保证我就能够不上当受骗，因为比我智商还高，比我防范意识还强的人也上当了。我听过的最吃惊的事情是反诈宣传员都被骗了，还有像郭教授这样的大学教授。

打电话的骗子智商不是很高，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的剧本、台词本不断试错，不断修改，有ABC选项。这个人如果说我不买房，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逼他，怎么进行处理？比如继续问，宝石需不需要？骗子就是这样试，总有一次得手。我们国家有个特色，就是每几年有一个关键词，前几年是创业，到了某一年就是互联网+，还有一年是云计算，这一两年里就是诈骗，

我在思考，难道这个现象就要像云，像水，像空气一样，永远存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这么荒谬吗？然后我又预感到这个现象会消失，它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卷土重来，但是现在会消失，国家不可能坐视不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写下来，让隔了十几年以后不懂这一段历史的人能够看看今日的荒谬。我写完这个小说是2019年，写完的时候还没过期。到最近我发现快要过期了，现在那些骗子都在排队往家赶，6月30号就是大限了，如果他们不回来，家里的房产等财产可能被事先冻结，所以那些干诈骗的人,都慌里慌张的要来报道。最近我们大家都很少接到诈骗的电话了，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事可能快要结束了。这就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动机，想反映一下在2021年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全国老百姓饱受骗子骚扰的痛苦。谢谢！

郭洪雷：大家可以向阿乙老师提问，或者你们的阅读体验，甚至于批评性的意见，都可以和阿乙老师说，阿乙老师可以给你们一些解释。我们就沿着阿乙老师开启的话题来说吧，阿乙老师提到南方，我们知道南方这个词的确像阿乙老师说的那样，在文学领域里，最初在美国有一个南方，福克纳的南方，其实在欧洲也是如此，也有南方的这样一个概念，俄罗斯也有南方。像中国的文学里面，当下有一些很多的搞批评的年轻人也在提“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广东大湾区的人都在提“南方”的问题。其实我们想一下，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南方写作的标志性作家作品，像沈从文的《边城》、周立波《山乡巨变》、古华的《芙蓉镇》等，都是比较典型的有南方气息的作品，的确，南方是一个文学性的概念。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重返故乡的写作，其实这个故乡就和南方有关系，大家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阿乙老师非常特殊的语言，这其实就包含着故乡的语言腔调叙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吕彦霖：刚才阿乙老师说南方，我觉得我们的中国叙事中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南方”，但是这种地理位置的南方，在1990年代它的地位还产生了变化，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对于南方的叙述终于开始超过北方。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举一个例子，社会学家的调查显示——南方人很少看春晚，北方人看春晚比较多。

另外，我觉得阿乙老师的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把握了真实的本质，阿乙老师刚才也说，您写了一些现实的东西，但又没有完全贴近现实。比如，骗子这个现象我们也经常谈到，比如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山寨等等。但是我们对于这些现象实际上又有点麻木，而骗子的作用（如果说他们真的有所谓的作用的话），就在于他们的出现可能使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生活真的出了那么一些问题。同学们都记得，我们讨论《回响》的时候，我说现实实际上是完全经不起细看的，现实中有些细节你是所不能深究的，所以韩国的谚语讲——“结婚前睁开眼，结婚后闭上眼”。迷迷糊糊得过就好了，小说中的女警官就是因为察觉到她老公开房，有两次没有给他报备，然后顺着查就发现他认为老公出轨了，再深入地查发现实际上是自己出轨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的刑侦技能不断栽赃老公。

而阿乙老师写到的骗子，也就是唐南生，还经常讲点闽南语，唐某人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不想细看，又逼着我们细看的一类人。这让我想起了在杭州的一些经历，杭州如今绰号“卷都”就是因为这里的加班文化盛行。让你加班还有一套话术，比如你跟他们说不要加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不想奋斗了吗？你不想成功了吗？大家肯定想成功，但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直地加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阿乙老师的创作毫无疑问地抵达了一种更深层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这个骗子唐南生引起的，唐南生是骗人被杀，然后被侦破。您写到的这个情节在第99页，大家可以看看。“沥青与路面齐平，看起来像一块方形的芝麻糖。”这些工人就是杀他的人，他们把他做掉的时候，非常显著地留下了这个痕迹，然后阿乙老师在190多页的时候写到，“他们的眼睛千百次扫向了那块被填平又被浇上柏油的地方，就是想不到尸体在下。”骗子被受骗者杀死这个行为本身，提示了我们所忽略的一部分现实，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个现实之中。阿乙老师在179页提问：“你为什么相信自己的良知和理性？”齐泽克认为，其实生活中的我们是非常理性的，理性让我们免于精神的恐惧。如果我们不那么理性，比如《狂人日记》里，狂人后来病愈赴某地候补的时候很理性，但是他在不理性的时候发现了实际上大家都在吃人，自己也可能吃过人。那么阿乙老师写到的这个人，骗子被杀乃至于骗子怎么样被处理的这个事件，就是提示我们，我们所谓的理性会过滤掉我们生活的一些东西。按照拉康的观点，这个被理性遮蔽的东西，被叫做“实在界”（the real）。“实在界”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中的那些没法细看的细节，就像是我们看到一块美丽的草坪，其实这草坪底下是蛆虫等各种东西，但是你的理性告诉你，这是一个美丽的草坪，因为你不能看到那个“实在界”。骗子被杀，乃至于骗子骗了大家，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荒谬的世界里。

所以阿乙老师的这个小说对于我们现实有一种非常深沉和深刻的把握，我认为他把现实寓言化了。这种把握也体现在其他不少的小说里，比如拓跋春晓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平行宇宙的存在，这个平行宇宙存在是后来忽然出现，而这个忽然出现的平行宇宙到最后和现实主义进行比较，变成了若干年后还不远的未来，拓跋春晓和他的女朋友被作为一种AI在展览，浑身都是伤口。我觉得这种现实主义忽然转向现代主义的笔法，这种急转直下的跳接，正是阿乙老师尝试从文学的视角对现实的一种“寓言化”的勾勒和表征。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不知道阿乙老师是否同意我这种解读思路。

阿乙：我写的这个文本功能也不是很好，特别是《骗子来到南方》，大家把我一个平庸的小说拔高了那么高的层次，我感到很荣幸，《用进废退》实际上是一个激情下的产物，就是说他没有像《骗子来到南方》运营构思那么久，实际上他表达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我反省过，后来我看过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些文章，有很多恐惧是不必要的，但是我自己的本能的就是，老百姓恐惧什么我也恐惧什么，最晚得到科技信息的人是最恐惧的，百姓他从最开始恐惧牙膏牙刷，到后来恐惧转基因，然后现在又恐惧人工智能，实际上我把自己也放在这个整体的队伍里头，我就带着一种对人工智能要取代我们人类的恐惧，可能我以后会写和这样的作品呼应的小说，也许这种恐惧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但是目前我是想展现这种恐惧。

我觉得《狂人日记》也是展现一种恐惧，可能他不是开放性的，这种对人工智能的恐惧蔓延得很快，无人驾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面临暂时性的失业，特别是司机，有时候会问他们，你会不会担心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或者过几年百度的无人驾驶车？他们回答：我当然担心,过几年大家都用那种车，我开这个车我还会疲劳驾驶，那我怎么办？我不能通过开车来挣钱，我拿什么钱去养家呢？说着说着眼睛都红了。我就觉得这个恐惧是迷散的很快，就像转基因的迷散，实际上转基因也没有那么可怕，就是大家的一种无来由的恐惧，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着一种恐惧，对雷声的恐惧是不可把握的一个恐惧。所以，到最后，恐惧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人类已经毫无用处了，在他自己创造的地球上，文明上已经毫无用处，最后他人工智能展览上的一个物种，人工智能像人类展览动物园里的动物，老虎、狮子、豹子一样，在展览过去文明的代表人类。我就在餐馆里吃了很多次饭，就看到餐馆里都有观赏鱼，但是鱼永远在玻璃里的游来游去，所以我就在想，最恐惧的形势就是我们人类就被划开了伤口来呼吸，永远在玻璃缸里面游泳。给人工智能看。

小说中提到一个协议，就是愿意放弃自己肉身形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尘埃在宇宙里漫游，而有思想、不愿意放弃的人就会成为一个观赏人，在鱼缸里头，下面有鹅卵石，也有水草，拓跋晓春和他的女友就在两个鱼缸里相望，他们永远也不能死，就这样对着游泳，这就是一种恐惧的结果，这是我写《用进废退》的一个内心动机。然后《表妹》呢，它其实和故乡有关，我的故乡很像《搜神记》里头写的，人和鬼没有多大区分，世界是很有意思，在最先进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在最古老的地方，我们老家，人和鬼还没有分开，神和鬼、人和幽灵还有和动物，还没有彻底分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读《搜神记》和《搜神后记》，《搜神后记》就是我们九江人写的。

郭洪雷：对。

阿乙：在《搜神后记》还是《搜神记》里，我看到一则故事，有一只白鹿它就在暮色的时候就化成一个白衣女子去到一个船上，一个姓杜的船就在船上，然后两人过了夜，第二天他就化成白鹿飞走了，姓杜的人就非常的恶心，没多久就死了。我就想到在我们老家的时候，我姑妈或者是我奶奶讲的传说里，有一些狐狸和山上的豺狗，变成人的样子，大下午的时候望着远处的山坡，就看见从坟地里飘出来的奇装艳服的那些人，他们还和那个就看不见的鬼魂交谈，一路交谈一路走他们所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也分不清楚。

我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我就在一个塘水一般的池塘里头，怎么游都游不开，后来我醒了以后，就写了这样一个小说。就有一个年轻男子一个店员，在一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开一个小卖部，最后他和一个谎称是他表妹，来借宿的女子发生了关系。然后第二天他开门的时候，发现床上没有人，开后门的时候发现，这个昨天晚上共享一夜的女子就在蠕动着往山上走。在一些荒郊野岭里头，有一些物种会幻化成人形，就像聊斋一样，就是这么一个动机，请批评。

郭洪雷：刚才提到了这个《搜神记》和《搜神后记》，其实这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学传统，因为他再往前推一点，其实就是民间故事，《述异记》里的“烂柯故事”，两个人下了一盘棋，结果砍柴的斧子把儿都烂掉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其实这里边也涉及到时间，这个集子《育婴堂》一篇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环节，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婴儿已经变成了老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传统。看起来阿乙老师是很有探索性的小说家，也非常注重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里面的很多东西。

许志益：《骗子来到南方》的开头很吸引我，它是对红乌市交通的空间性书写。小说是这样描写的：“每次红乌站建成通车的时候，红乌人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人们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 其实从这个“网”以及“体系”，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受骗者的动机，为什么会被骗，就是为了被纳入到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掌握“钱”“权”的人在局内，而底层普通人在局外，不在这张“网”以及“体系”中的。其实在当下我们所说的消费社会里，有无数人挤破脑袋想要进入到这个体系网里的。我觉得这个开头是出彩的，阿乙老师概括整篇小说的人性表达，在小说开头里，被整合进一种空间想象中，通过这种交通秩序和城市格局来巧妙地传达出来。

虽然这篇小说以骗子唐南生为中心，但是那些被欺骗的红乌市民群像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解读对象，他们身上所隐含的人性特质是阿乙老师想要着重表达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红乌市民比骗子唐南生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小说中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处，是对植物的描写。更江南集团最后没有为红乌带来任何东西，除了一种不知名的植物，小说是这样描写的：“起初它葱绿，但马上疯长、变得粗糙多刺，为了存活，相互倾轧、杀害，相互切割。”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强烈的象征色彩，这段文字表面上看是写植物，实际是对人的一种隐喻性书写，我认为这些植物明显指涉的就是这些红乌市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性被放置到了一种植物的自然性进程中去理解。小说随后还写道：“与其说是更江南方面播种了它们，还不如说是它们自己播种了自己。更江南起的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这句话其实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表面上看，书中所有事件都因为这个骗子而起，但是这个骗子其实不是主角，它更像某种精心设置的“装置”，它的功能是“唤醒”和“引导”，唤醒其他人人性深处的一些丑陋不堪的东西。

阿乙：说得很好。他们把自来水管修好的同时，其实在小说里头唐南生他已经死了，就是这样，在前几章里头他就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了这么长时间的修水管，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在老家，家里门口就在修水管。我们家里水特别小，我写这个小说有的动机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抬头一看，发现交通灯上那不是横杆吗？站的都不是麻雀，全是摄像头，然后我一路就在看摄像头。我以前做警察就很敏感，实际上在当代社会，街上抢劫为什么这么少？为什么没有抢挎包的人？不是到特别穷的地步不会抢，为什么在街上打架的人都很少？我曾经看过路边上有一个人就要打的时候，看起来要挨打的人就走到红绿灯下说，你过来打呀。你打我你坐牢，我就让你打，打重一点。然后那个人就说那算了，饶了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摄像头的审批速度很快，只要是政府拨款，它很快就建立了，而且摄像头的造价会越来越便宜，城市里头的摄像头已经到了一个覆盖上面再覆盖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一层不够还要再加一层。如果一个人他想谋害另外一个人，他要逃脱这么密集的摄像头，他怎么才能够躲过大家的视线，然后我想到摄像头有百密一疏，它也有死角，还有中间盲区，比如说一个摄像头控制60米，那么就装五六个摄像头，中间有一些盲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走过去怎么样失踪，才不会让大家觉查出来呢？

切斯特顿的一个著名小说叫《隐身人》，写到一个侏儒他发财了，有一个仇家要找上门要把他给弄死，这个侏儒发现了，他就请了一个朋友来帮忙，那个朋友就去请警察来，然后跟门口卖栗子的小贩、门卫都打了招呼，说任何人来你都要报告给我，不要让他进去。后来他就听到风声，就赶回来，才知道侏儒已经死了，到了房间看已经没有人了，就问那三个人刚才有没有人进大楼，都说没有人，他是隐身进去的。最后作者切斯特顿解释说，实际上这是心理上的隐身，就是说一个邮差进来的时候大家认为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做出租车，我们在车上谈一些秘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出租车司机是隐身的，我们放肆地谈，不会把这个司机当成一个人。

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讲有一天，一个打扫垃圾的人告诉一个女员工，在电梯里听到一个消息，总裁会把你开除。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校长和校党委书记两人商量事的时候，谁会想到秘书会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被议论的人，他们就是心理上的隐身人。所以我就在想，在两个摄像头的盲区之间，大家怎么会怀疑一个修路的人，把那个拍死、埋在那呢。因为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修路，不是这一个挖土机就是那一个挖土机，谁想去挖，只要穿个黄马甲就行了。公安也可以去挖，城管也可以去挖。

郭洪雷：这是最普遍的。

阿乙：对，然后我就想了这些愤恨骗子的人，为了报仇血恨就在骗子走过那两个盲区的时候，利用修自来水管的那三个人，买通他们，进行行凶。在埋的过程中，几个人还过来对他读了一份自拟的宣判书，表达他们的愤慨。这就是这个小说的另外一个来由，当时我为了解答自己心里这个谜，在现代社会有这么多摄像头，怎么样把它弄死，大家找不出来。我们家门口正好在修自来水管道，我就把它写在小说里头。

郭洪雷：的确，摄像头这些东西的存在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人本身跟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阿乙兄也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家想一想《罪与罚》如果有摄像头的话，是不成立的，不可能发生的，只要有一个摄像头，整个故事就瓦解掉了，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把捕捉到这个人。而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抢劫的变少了，其实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始终被很多双眼睛盯着。你没有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自己隐没于众生。但是一旦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能迅速把你抓出来，的确是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人的存在本身就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有这种东西，阿乙老师写得非常仔细。

吕彦霖：我有个感触，小说的开头就说，到处都有摄像头，他们依然把唐南生办了，这说明技术也不能代表什么，即使你用了这么多监控手段，他们一样把他杀了，还杀在最显眼的地方，还在上面盖了个戳。我又贯穿起了阿乙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技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然后这种东西的出现或者唐南生被杀事件，反而提醒我们，技术可以保护我们是假象。所以昨天您提到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震撼，您写出了生活的震撼，而这种震让我们从这种情节中跳出来，其实阿乙老师刚才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骗子会用最弱智的问题问，你如果你把他否了，他会说这不是我的目标骗的人，但是如果你被他第一个弱智的问题骗过来，这就是筛选机制，他就会进一步骗你。阿乙老师的小说写出了这种一种反技术性的，或者说是技术不能做到，所以让我们从这种技术的迷幻中醒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您说的生活本身的震撼性。

阿乙：在我们远东的土地上，人存在着受骗的潜质。特别是我们生活中的老年人，我爷爷对袁大头迷信得不得了，每次上街都要买回来，然后就被我家里人骂，我不是不尊敬我们的广场舞这一代，但确实是上当受骗率很高，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家里一旦放松对老人的管制，这个家里的半栋房子就全是保健品。我父亲以前是医药公司的干部，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也是一个西医的支持者，到最后他生病的时候，每天看电视，一看就不由自主转到那个健康频道，然后每天都有送货的上门，我们家里人都急死了，到最后把他的钱控制起来，他就开始向各个子女们攻心，说你就不能孝敬我一点钱吗？最后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他吃多了很多这种来路不明的药，脑部不知道长了什么东西，在已经得了重病的情况下，做了一个开颅手术，加速了他肉身的消亡。我们都感到很遗憾，但是他吃了这么多保健品，我们不知道溯源是哪一个，目标都不知道是哪一个。所以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也会被骗。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香港有一个人也被骗了上亿，还有一个消息是听说有一个人被骗了3780万，被他的朋友骗了，这个是我在直播间听到的，是那个人自己叙述的。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里头，网络的整个骨架框架已经被行骗腐蚀了。比如说唐南生他骗了100个人，这100个人就像传销一样，又把他们的朋友同学都骗了。我们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们父母或者是小姨子或者谁的舅舅，或者表亲的关系网络，也有可能被侵蚀过来。很多传销实际上是骗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同学，我们上一代的老人，彼此之间实际上已经成了互相的欺骗者，互相的吊钩，大家的关系其实是靠行骗来维持的。

郭洪雷：我觉得也是，读阿乙老师一些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执着于文本，执着于这个故事本身，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一种启发，这种启发可能和这个故事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更高的东西。其实我读阿乙这个作品的时候，读第一篇叫《用进废退》，那种瞬间的感受，就是这个事情好像原来发生过，当时我就有很深的感觉，是不是在写一种无法挣脱的那种永恒轮回的东西。包括《大坝》，《大坝》揭示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就是柏拉图说的“洞穴体验”，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摆脱这样一个东西，走出洞穴之后才能见到“正午”。我们说“正午的诗学”，有些学文学的人把自己的名字里边，或者微信名里加“正午”，就是尼采所说的“正午的诗学”这种东西。包括《骗子来到南方》，我比较关注的其实是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都有很多的想法，大的方面我觉得欺骗、讹诈，他可能不是一个经济事件，他可能真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里面，包括你刚才说远东，远东是个理性传统比较弱的区域，很容易进入到这样一个被非理性的东西所驱使的状态当中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上次上小说理论课的时候，跟学生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一个细节，唐南生被他们给杀掉了挖了出来，有一个细节处理，就是把他的生殖器给割了下来放在他嘴里。您是在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个细节的处理方式，还是说您就这么想过去的？

阿乙：这个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在读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的超长长篇里头，写了一个教堂里有一个画像，古代雕像上的善良和邪恶，还有很多的概念全部塑形，塑成雕像，其中就是有贪婪这个，他的两个面颊是鼓起来的。

郭洪雷：鼓起来的。

阿乙：对，所以我就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地方放在实体上重合起来，我想只有让他嘴里含一个东西。

郭洪雷：他还提过，他为什么长得这么矮吗？

吕彦霖：对。他跟那个性工作者说过，其实最后得偿所愿了。

阿乙：这个都是比较隐晦的，不可深究。

郭洪雷：我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过，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细节的谱系学考察，因为同样这个细节，有很多作家作品里面使用过。贾平凹用得最多。贾平凹大概前前后后用了十几次，莫言在《红高粱》里用过一次，就是余占鳌把日本兵的生殖器割下来，塞到他们嘴里。更早的来源是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一部作品用过同样的细节，也是把生殖器割下来，放在嘴里面。这是一个阐释性非常强的一个细节。往前追溯，可以形成一个细节考古的过程，不同的语境之下，例如在抗战的语境之下，在革命的语境之下，在土匪造反的语境之下，可能同一个细节会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意义。我觉得作品里边把这样一个细节放在这里，骗子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可能最终还是和我们说的人的生存和延续有关系无外乎就这两点。反正我看到的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就想，同一个细节可能放在不同的作品里面，的确会有不同的意义的呈现。

阿乙：教授您说的太有理了，这个我就想到蒙太奇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演员，他面无表情，他把他这个面无表情的形象放在一个小孩子旁边，放在一个悲伤的环境，放在一个欢乐的环境，它就能体现不同的意义，就是这样。

郭洪雷：是，因为我记得我还跟同学们说，我说我看阿乙的这篇小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他写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讹诈的时代，在讹诈的时代里面，我们一旦被讹诈给抓住之后，就是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的生存里边，我们的社会里边，我们的文化里边，一切都是亏空的，我们感受不到一种充实，完全是亏空。处在亏空的状态里面。表面看这是一个经济性的案件，实际上更大的意义上他写了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也是阿乙创作这篇作品瞄准的一个目标。闽南有很多电信诈骗的中心，很多村民都出去到海外去做诈骗，唐南生也是一个。

吕彦霖：莆田人。

郭洪雷：莆田人，但是他可能讲闽南话。

吕彦霖：讲闽南话。

郭洪雷：因为他有发音说话像台湾人，语言和财富也是有关系的。例如我是北方人，我们想象财富的时候，例如我们看南方人，长江以南的人都是南蛮子，我们管南方人叫南蛮子，我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这个称呼，南蛮子就是有钱的人，来赚我们钱的人。骗子里面大概也都是南方人。其实我最早拿这本书的时候，我很顺嘴念成“骗子来自南方”。

吕彦霖：我觉得阿乙老师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时代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就是需要一个骗子来提醒你被骗了，这才是更有意思的本质。就是没有骗子，你都不知道你一直被骗，只有骗子把你骗了，你才知道你一直被骗，但是这个就是特别荒谬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您确实紧紧把握了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很清晰的表现出来。您这个小说以一种半侦探小说，或者说准侦探小说的方式，实际上是用侦探小说的外壳来裹了一个中间的内核，内核就是您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的认识。

吴晨：在《骗子来到南方》中，相较于概念化的骗子形象唐南生，我对于“红乌股东”这一群体比较感兴趣。其中，第十四章中所写的到，红乌股东向唐南生催债时的各类行径尤为精彩。有被债主逼急的股东经过唐南生“我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的点拨，依样学样，厚起脸皮来，竟扭转了自己在债务关系中的不利地位；一批被严选的红乌股东则作为投资代表，与外乡人座谈，故作真诚地颂扬更江南集团，宛如溺死者，极富耐心地等待别人下水，好替代自己成为新的水鬼。

这骗与被骗、欺负与被欺负的轮回，不禁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那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多数红乌股东都是骗子的帮凶，是庸众，是世俗欲望与恶的集合体，唐南生只不过是他们追逐的目标罢了。而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谋杀”唐南生这一行为，就会发现凶手是一种被压抑现实逼迫到绝境，因绝望而爆发、报复的形象，是打破现实困顿的勇士。

阿乙：你说得很有道理，很有哲理性。第二个问题说得很好，就是他把某一个具体的骗子给解决掉了，但是有些欺骗行为，从古到今它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次在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电信诈骗，其实是古代的某种欺骗形式，利用互联网技术，还有电信技术的复苏。还有一个就是投资，这种骗局在外国也很多，庞氏骗局，最开始还有郁金香的，荷兰的什么郁金香投资，我们那个水仙花。

郭洪雷：君子兰。

阿乙：对，在我们老家江西曾经有那个香猪，有人说你来买我的香猪仔，然后养了多少个出来以后，我们全部高价回收，然后大家都去买，最后那个人把香猪卖了，拿钱就跑了，这些人把香猪养大了，发现收购的人不见了。当时我作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的一个在读学生，要随时要到那里去复命，去维护现场秩序，他们就是养香猪受骗。这个说明你刚才说的就地正法活埋，并不见得能够遏制这样一个具体行为，能遏制整个欺骗。而且你说的复仇者里头他本身也存在骗子的几率。

郭洪雷：对。

阿乙：有的人就像我们生活中遇见的，他在被骗以后，损失无法弥补，他把骗子的技术克隆过来，去欺骗别人，就有不少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说骗子是怎么产生的？骗子我觉得产生于双重的贪婪，一个是骗子自己是一个贪婪的人，他想通过这个行为来获取利益。第二个贪婪是建立在受骗者的贪婪上的，有时候就是受骗者的贪婪都几乎让另外一个人不得不去欺骗。就像有的人把手机插到裤兜里，三分之二都漏在外面，这样就掉到手上弄走了。有些人太贪婪了，我还是说一下我们的上一代，为了一斤鸡蛋来听讲座，花了两个小时，里头一斤鸡蛋能值多少钱？很便宜。还有半桶油，还有一包餐巾纸，就可以把一个人像钓鱼一样钓上来，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跟子女说，我今天花3000块钱买了一个价值6万块钱的绒被。然后子女去查，气得要命。这肯定是吃亏了，我觉得骗子他自己的罪行占了70%，还有30%是土壤上的那种贪婪和贪小便宜的火，止不住的受到引诱。这就是我的回答。

张仁泽：相比起其他同学对“骗子”形象的关注，我倒是对阿乙老师叙述中的“意外效果”很感兴趣。我注意到，阿乙老师一直有意识地想要带给读者“意外”的感觉，之前的小说，比如《鸟，看见我了》，一开头先是点出“鸟，看见我了”这句话，让人思考其中有何深意，到小说最后才揭示原来是一桩谋杀案；《意外杀人事件》里面先是写一个小镇里来了一个“妖怪”，却不知“妖怪”是何物，最后才道出“妖怪”之所以为“妖怪”的原因。到了《骗子来到南方》这部小说集里，这种意外效果更明显，一开始我们跟随阿乙老师的叙述，本以为这部小说是对骗子以及受骗对象进行道德思考和道德批判，最后却让人恍然大悟，一开始颇具温情色彩的修水管的事情原来隐藏着一个杀人案件。《生活风格》更是如此，一开始温情脉脉的吃肉，最后却惊险地道出肉为何物。

我自己也对此作了一点粗浅的思考，我认为这种叙述中的“意外”效果一方面是和阿乙老师之前做警察的经历有关，警察总是先知道事情的表面，再挖其隐藏的秘密。另一方面，我认为阿乙老师是想道出这样一个道理：现实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现实波云诡谲。

我想请问一下阿乙老师，除此之外，您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叙述风格，以及这样的叙述风格包好了您哪些美学追求？

张仁泽：另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今天的题目叫作“重返故乡的写作”，确实，阿乙老师的很多作品，其故事背景都是一个“白天停水，晚上停电”，火车站都没有火车停靠的，封闭、破旧的小镇，不仅是小说中的人物无比想要逃离这里，从阿乙老师的叙述中，也能看出阿乙老师对这种“故乡”并不含温情与思念。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故乡一直出现在您的笔下呢，怎样理解您对“故乡”的厌恶与您不停书写“故乡”的矛盾呢？

阿乙：我有几次做噩梦，梦见自己回到故乡上班，被绳索捆绑在办公室里头，所以这时你可再也不能跑了，我在那急哭了，然后就醒过来了，就像真实的噩梦被魔鬼给绑回去了一样。就是怎么说内容？我写作的时候我从来不隐瞒着自己的感受，我自己不想回去了，我还要讴歌他，不存在这个事情，一个自己比较厌恶的地方，也不能说厌恶故乡，就是一个理性看待，就是自己不想回去的地方，一回去就觉得好像自己回到一个枯井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再去歌颂这个枯井，说它是如此的美好，什么感觉？我觉得违背了真实原则。

张仁泽：但是您如何理解您的小说都在写这个地方，您不喜欢，但是您以前要写到那个地方。

阿乙：是这样的，就是我始终没有找到打开城市写作的钥匙，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能够写这个城市。我在城市待了一二十年了，我从2002年就开始离开县城，就是我发现我也在写城市，但是我也写城市的时候呢，必须有一点就是要跟我自己有关系，就是自愿性有关系，如果我脱开来写一个城市，我工作过的单位一个报社，我觉得无从下笔，比如说我如果写学院，我也觉得我无从下手，我根本不了解，然后这个跟我的一种客居城市的心态有关。另外就是，我好像记得是哪个大作家说的？就是说你的根你出生在哪里，你是容易写到你感受是很深的，如果你半路上去寄生在哪个地方，你是很难把他感觉得到的。所以我多年来，我一直也想尝试去成为一个拿着战略写城市的那种作家。但是我曾经有一个例子，内蒙古有个作家也过世了，叫金永明，他实际上写了一些北京的那个，我认为他尝试是很可贵的，但他没有就是说到达到让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城市作家的定位。

现在乡村已经萎缩了，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在我们的学院派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城市文学，还有杂志要办一个城市文学排行榜，办了好几季。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已经生活在城市，是不是应该写一些以城市为背景的，为什么老写一些乡村城镇呢？后来我发现，就是客观的写一个客观世界，确实像我们晚来者，他就是没办法，因为那个胡同不是你的胡同，你最熟悉的人是你从小就能感受到的人，你后来跟打交道的这些人都是你没办法知根知底的，你不知道他的父母是一个聋子是吧？我们知道邻居，我们邻居的姓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展一个城市的写作很难，如果写个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潦草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迷茫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有一个教授他提出来，他是看到那个小林秀雄，是日本的一个批评家，其实这个批评家很奇怪，他在中国没有译作出版，他应该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著作本身的批评家，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说小说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限状态了，就是写社会的小说已经发展到极限状态，已经不是人们在写小说，而是小说在……

郭洪雷：写人。

阿乙：对，不是作家在写小说，而是小说在操控作家，所以小时候变成万能，变成那个，他说这种情况下反而小说已经走向一个末路。他的建议是那个，他说小说另外一条路其实是和普鲁斯特是一样的，就是要走自传性的道路，就是要写和自己精神的相关的，脉息相通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看普鲁斯特10版的有一个，莫洛亚也是个作者写的前言，他说普鲁斯特他是搭救了另外一条文学的道路，就是巴尔扎克之外的道路，巴尔扎克他写的是《人间喜剧》，就是整个是以包罗万象的社会为描写对象，给我们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大官员，但是普鲁斯特是搭建的是一个自己的纵向的时间，如果说巴尔扎克他描写的是一个空间上的无所不知的上帝的话，然后普罗斯特他是构建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另外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普鲁斯特它是一个完全立体的生命，这是一个纵深加平面，就是不停的平面，所以在这不同的一层一层的平面上仍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然后像巴尔扎克它是一个平面上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平面上的，就是我们以社会描写对象就是这样，所以他（指身边），普鲁斯特我要感谢兆正呵，他激励我把它读完了。我2014年读过一次，只读到第二段退下来了，然后在2019年在家读，在2020年的时候读完了，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受教育很深，然后就能感觉到自己以后也可以走这个道路。就是我不能写城市，因为城市我把握不了，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纵向的发展，我从一九九几年到二零二一年这个发展，我发现我如果这样写的话，我的城市不停的在我的时间里头跟我有关的那个环节，它还是会那个。比如说我在城市里头跟人发生了那个交通纠缠，比如我推车门的时候，有个骑电瓶车飞快的就在我推着车门的时候飞了，我陪他到医院去，那么这个场景全部就活了。他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拿了很多车票让我报销，我就像耶稣一样说还有吗？我不知道我怎么那么开心，他们也很开心。

最后我就发现，这样那个医院那个场景，全部在我世界复活了，只要跟我有关，这就是我说的来到城市以后，就能用这种方式普鲁斯特或者是小林秀雄的这种方式能拯救自己，不能够写那种大城市的人间万象的那种。毕竟我来北京，我没有去了解出租车司机单个的，没有了解那个炒栗子的，没有了解，我就缺乏采风精神，但是我自己又有一个自己的感受的渠道，我的生活中就很有意思，就是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我身边做，比如说最早把我从县城里救出来的体育部的主任，他最后把他的岳母和他的妻子给杀死了还是碎尸，最后还从电梯里扛着那个尸袋往下走，就这种事情又给我一些启示。所以，我在生命中出现了很多，比如说我曾经的女友，在老家认识一个女友，最后分手了很久，然后到上海以后到某一个商场去买衣服，就发现她就在那里做买衣服的导购，就是偶遇，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又可以去写，这样就从此又找了一个写作的富矿，然后我又活得这么够久，就是我发现我现在写作的优势比二三十岁的时候要大很多，就是一方面能够看到更多像郭教授这样学者的文章，能够理解这个文学的样态，还有一个自己经历了什么的事情，就比二三十、一二十岁的时候那个写作要求，就是黄金时代。

吕彦霖：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阅历，自己的人生经验会复活，记忆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它会在未来被激活。在当下可能它都隐没掉了，但是在未来会一一展开，突然间你会发现过去的东西又被解决掉了。

但是我觉得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谁也写不了《人间喜剧》，可能只能学布鲁斯，这让我想起来有个日本动画片，咱们都看过叫《你的名字》，他俩是互换了身体，才知道对方怎么想的，这就证明了别说像巴尔扎克一样写全局了，写一个人都不一定能写得好，只有一种极端的状态，就是你跟他互换身体，你才知道他怎么想。您刚才提到欧亨利结尾，我们小时候也看《麦琪的礼物》，欧亨利结尾您说是双重享受，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像双向强化。

到最后的那种转折和破折是再强化一次你的阅读感觉，加深了你对这个故事的信赖。阿乙老师您的特点是您又当表演者，又害怕。您一方面搭建了故事，一方面您又当着别人的面把故事拆回来，我觉得您和欧亨利给我的感觉反而是不太一样，但是您这个代表了我们现代人的心灵维度，就像您说的做一个纵向的，纵向可能就没有那么宽，但是会做得非常非常高，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不再存在这种很大的围场，只会有那种特别细的摩天大楼。我们现实还真不是平淡的，应该是每天都有各种奇迹的。

阿乙：是。

吕彦霖：尤其是您刚才说诈骗，我就想起来一个例子，南斯拉夫以前的一个共和国，他们全民进行了诈骗，全国都进行诈骗，全民都把钱投给骗子公司，全国参加庞氏骗局，然后骗子公司开的利息是30%，所有人都不干活了，就把这个钱投给他，坐等着发财致富，后来骗子都已经破产了，因为骗子开不出来那个钱，最后全国破产，所有的人就变成黑帮，在欧洲碾平了俄罗斯黑等各种黑帮，就这么一个故事。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所以我觉得您写的故事反而是比真实还真，可能现实都不是真的，但是奇迹可能是真的。另外现在这个年代真的不能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了，巴尔扎克可能不会再出现，但是普鲁斯特可能是是这种写法，这是我的感受。

孙伟民：我来问个问题。

郭洪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浙江师范大学的孙伟民博士，从金华赶过来参加我们的对话和讨论。

孙伟民：我一边听，一边在整理我的问题，结合着这几年我对老师作品的一些阅读的体会。刚才很多同学都提到，比如说从真实或者从荒诞来理解《骗子来到南方》这个小说，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从荒诞和真实来理解这个小说的话，到底是对于这篇小说的升华还是弱化？我个人的感觉是老师创作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小长篇的篇幅，并且结合着老师之前的作品，我觉得老师应该是在这部作品当中，有很大的野心想要去实践。如果说我们仅仅是从这是不是一个关于骗子的故事，或者他到底荒诞到什么程度了，或者说他写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我总感觉我们把它理解浅了，还不够深入。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包括它的整个放在一种怎样的社会背景下，按照文学场来理解这个小说。我感觉这个小说应该被解读的更加深入。

另外我觉得这篇小说它有些地方跟老师之前的小说相比，好像是少了点感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刚才我听老师在发言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他在写怎么把人弄死，还不会被发现的一个完美犯罪的故事。关于完美犯罪这样的小说，特别是老师之前所写过的，我感觉其实已经不少了，比如说《阁楼》，比如说《下面我该干点什么》等等，如果说这一部作品同样在是再讲一个完美犯罪的故事的话，我感觉这并没有超越老师之前所写的小说。

并且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想到很多其他的在情节上相关的作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我看唐南生这个人，他跟余华《兄弟》当中的李光头有点相近，都是在讲一个人通过某种手段致富，相近不能说一样，我感觉这两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恶的因素，但是这些恶又不是大恶，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杀人放火的程度，只是他们可能走了一些擦边球，这两篇作品有点相近，《骗子来到南方》相比于《兄弟》大概是58万字的篇幅来说，毕竟要少了很多，《兄弟》中的前后40年是我们国家的最大发展时期，一个文革压力，一个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泛滥的时代的对比，而《骗子来到南方》写的就是当下，里边的很多个地方都体现了，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像红乌就是瑞昌的，之前叫赤乌，红乌也可以说是瑞昌来理解。我感觉这部作品本来是有很大的解读空间，你本来也可以写得更加丰富多元和深刻。但是我觉得相比您之前写的短篇，短篇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节奏上，都要比这个小长篇可能更好一点。

另外关于《骗子来到南方》，我感觉老师的语言风格有变化，没之前那么粗粝了，我比较欣赏老师之前的粗粝，甚至是带着粗俗的语言，我感觉这很能体现老师的创作风格。那个风格也是老师之所以在70后这个代际的作家的当中，能够有很大影响的一给很重要的原因。总体来说，我自己大概从2012年，2013年左右开始关注，当时应该是2012届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当时的获奖信息，我也关注到了，自从这个事以后我对老师的小说会很留意，这几年也看到老师创作，无论在语言还是在题材的选择上面逐渐发生的一种转型和变化。

我有点不太好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不感觉老师可能是开拓，一方面开拓了自己更大的表现空间。另外一方面，我感觉老师还是可能更擅长自己创作所带来的那种在思维层面那种深层的影响，并且直接体现到写作了。我个人觉得有所得也有所失吧，我感觉老师如果说在短篇或者说中短篇方面再进行更一步的探索的话，我老师的影响会更大。并且我也关注到老师近几年，可以说近五六年吧，外语作品也在逐渐增多，受到了国外的认可，这就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感受吧，说的可能也不见得对，希望老师批评指正。

阿乙：你说得很对，谢谢你的指引，你说到我的心坎上，我其实在写长篇的时候就是耗尽了我起码一半的精力。《早上九点叫醒我》是当时我野心最大的一个作品，但是他的客观收效并不是很好。我从2012年开始，8月份开始动笔，实际上到了2015年左右勉强写完，然后出版是在2018年1月份，在出版之前我又把稿子取回来进行了一个简化，以前的长句子太多了，为了避免读者有更多的阅读障碍，处理了很多的长句。所以，这部小说基本上就是把我当时30多岁不成熟的经验挖空了。一个写作者，他把他自己一个阶段的所有东西都挖空了，就像一个煤矿挖空的这种局面，是很可怕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野心太大，能力不足，就像刘翔一样，他还要想破世界记录，他突破极限了，跟腱就受不了，就要坏事了。所以当时我的野心太大，超出自己能力的发挥，导致了我每天都投入在这个小说里头，把身体耗进去了，得了一场大病，绵延至今。

我在这个长篇还没写完,写到一半的时候就住院了,就像那些可怕的传说故事一样的，咳嗽中间有一口血，樱桃这么大，瓶盖这么大，飞到对面，抛物线一样飞过去，然后我就找过去摸了一下，黑的。然后就急了，到医院就开始治，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病，只能勉强治，肺已经坏了一半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要放弃写作出院了，每天都在看电影，看各种电影，港片什么都，很开心。后来觉得这样下去无所事事也不行，反正这个小说没写完，我每天就写一点。谁知道这么写下去，每天写一点，很快就把它写完了，写完以后就真正陷入了那种空荡荡的境界，不知道怎么写了，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重新来拾起文笔开始写作。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条道路，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尝试去向大家制定的标准，就是乡村经验写完了，是因为乡村在消失，就像葛飞教授说一样的，30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乡村在消亡。乡村现在过年有人回去，整个乡村已经成了一个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一个暂住的地方。乡村已经不是社会舞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乡村的这些写小说，它也失去了那种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投奔城市写作实在是动不了笔，你怎么能跟冯唐和苗伟王安忆这种人去比一些城市写作，你根本就不能把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最早发现城市文学这个命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至少对我们这些县城出来的人是一个伪命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要找出路，我就有段时间去收集鬼故事，我想蒲松龄的道路或许可以去捡一下，就去捡消失的鬼故事。然后我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很发达，鬼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变得丰满，大家讲的鬼都是很单薄，比风筝还单薄，让你恐惧的其实是一个笑话。晚上突然有一个东西飘过去，就跟一个风筝一样的，但不像那个画皮，还把它撕下来，还跟你做爱，还给你那个煮饭什么的，所以我收集了上百个故事以后，就开始停止这个事情了，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丧失了那种丰满的鬼魂存在的必要性。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很多作家现在在做的，叫做科幻，实际上做科幻甚至我听说我们浙江的大作家以前想过写武侠，但是我觉得他们尝试谍战片，也是一个尝试，也是在找下一个的路子。在这种情况下，科幻我也写不了，城市我也写不了，最后是通过这本小说集，就是《骗子来到南方》去进行恢复，写作能力的恢复，所以在这个小说里出现了篇幅非常短的小说，甚至有童话，就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出道，我就想再从我过去10年的写作的方向是从短篇、中篇到长篇，想再重走这个写作路，从最短的微小说写起，再到短篇，再到中篇，再用一个时间走这条形式上的道路，《骗子来到南方》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体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这个写法还有另外一个探索，就是说我过去是编故事为多，编故事就是编织，就像纺织工人一样的，我把每个经纬条线实际上编的很细的，我的语言都是抠来抠去。但现在实际上，我发现散步有一个特大的好处，或者是你躺平有个特大好处，就是你不去管这个小说，像海明威一样，你写到一定程度，你不管他你自己去玩，小说它自己会生长新的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就叫显现。过去我是编故事，然后到了写这个《骗子来到南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这变化我自己能感受到，他每个下一章实际上不是在我的计划之内，实际上它是浮现的，我知道我要写什么，我也把大纲列出来了打出来了，它就像我们倒水泥倒橡胶一样，框架放好了以后，水泥就像那个泉水一样，它自己已经冒出来了，所以我就每天把脑子里出现的东西填在框架里头就行了，然后其实这样一部作品是处于一个中间状态，是在往下面一个我现在写的长篇进行一个过渡，现在我的长篇已经完全不是编故事，而是那种时光的显现，就是普鲁斯特那种模式，就是不停去审视过去时光里的事情，因为我过去在生活场景中的时候，我是一个莽撞的狮子，在里面走来走去，参与生活，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时空上的上帝，我能够看到当年我为什么这么做，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什么？

当时的状态是不停的欺骗，就是说我是多么的爱你，实际上现在就能看到其实是一种占有欲，这种占有欲在有另外一个男人靠近的时候，就会表现的特别的强烈，而当时只是觉得我就是一个莽撞的狮子，就会把愤怒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现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能浮现。以前我写17万字，还是最后是16万字，用了三四年五年，现在两年时间就是这么拖延症的一个长篇，就已经写了20万字，叫《未婚妻》，写到了20万字，双方还没有拉手，中间这种浮现出来以后，它就会跟原来的那种状态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前一个东西会非常极简，控制到很小的字数，现在它变得极度的浮夸，就是现在我说我的写作就是一种飞逝的状态，我要写我和这个女人最后愤怒分手了，就这个故事。就是我写这个故事说我和她相亲成功了，我们俩恋爱了，然后我们订婚了，是我的未婚妻。最后因为我意识到另外有一个男人跟她在一起，然后就跟她分手了，这个时候我离开了这个县城，我去了城市，就这么简短的这一个故事。

这是一条直线，我发现从A点到B点，从我和她相亲到 B点，我离开这个瑞昌市，这中间我要走到这一半，我就要走到A和B的中间，所以我永远都停止在出发的地点，这20万字还是刚刚相亲结束，然后现在重点在写我的准岳母打饱嗝，今天在宾馆里又写了1000字，她怎么打饱嗝，所以他就是往事在浮现。很奇怪的是，最开始一个不太熟悉的，包括我的大姐这样的人物，在最开始的我就在人生中对他没有什么思考，然后就发现他越来越清晰，很多事情他是怎么处理的，你仅仅是对他怀有爱还是不太够的，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小算盘，全部都会出来。然后我的准岳母是一个卖菜的，然后在这里头他有很多的想法，包括她的人生经历我一概不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全部浮现出来了，她为什么要急着把女儿许配给我，这个地方动机并不是仅仅因为我是公安局的一个年轻子弟，所有的这个都在我的内心里头每天都在呈现出来，就不像以前要控制，要去编一个双线的故事，像小人一样的，或者像下面我再看一下那一个紧凑的故事，现在就是小说要奔向自由写作，自由实际上是我另外写作的一条主线。

很早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会写作的时候，最开始拿起的文本是《红楼梦》，这个就把我击退了，一记重拳，就是说有曹雪芹这么高级的人，你怎么敢写作呢？最后是有幸读到卡夫卡的作品，就一下解放了，就他给了我自由，就是卡夫卡他可以写最短的小说，写几百个字的小说，也可以写那个《城堡》那样的，他也可以把长篇不写完，就是因为他没工夫写完。另外一个把我解放的就是7卷本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他那种对所有规矩的破坏，我认为他的长篇里头没有一句是废话，但是他里头把所有的该破坏的、该打破的东西全部都打破了，该创建的也创建了，不仅仅是创建了精神性的自我写作的一个标准，他也创作了很多的模式，比如说写一个乐句的反复出现。

郭洪雷：凡德伊的小乐句。

阿乙：对，他就能写那么多，他实际上是在炫耀，因为我们没有几个人能有感受力那么深，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这部小说最好的读者是他自己，因为他通过这个阅读的时候，他的时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浪费，全部都浮现出来了。所以我就在想我目前我写的小说，这个小说最好的读者也是我自己，就是那个《未婚妻》，因为我通过这部小说里，我把我小说里的所有的那个草坪全部翻开了，全部看到了过去的秘密，过去我没有看到的不懂的秘密，我也通过我的强行解释，现在把它逻辑上也放进去了。所以我现在我很享受这种解放的写作，到时候也请你看一看，就看这种大变活人式的那种写作，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守成，我喜欢到处变一下。这个《骗子来到南方》就是在两个变化空间，它是一个重新，要恢复写作的一次巨大的准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