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性与世界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2024年11月22-23日，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批评研究院”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跨界性与世界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匈牙利佩奇大学、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崇实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以及《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浙江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的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大会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数十位来自全国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青年论坛发言。

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认为，文艺批评研究院聚焦创新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产出重要学术成果、服务地方文艺建设等领域，在新媒介文艺理论、浙江文艺史料建设、中外当代文艺批评前沿等方面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研究特色，也产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希望文艺批评研究院深度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推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提供某些重要的浙江经验。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艺批评研究院主任洪治纲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跨界性和世界性问题，将是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要论述的重要领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跨界性，既是学界关注的视域，也是我们不断重返中国文化整体性的一种努力。我们在探讨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也要深入探讨文学的认知价值，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不同维度，深入到文学创作和理论实践之中，拓展文学研究的内在疆界，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中所承载的重要作用。而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及其发展路径、成功经验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深度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策略和方法，也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斯炎伟主持。此次会议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跨界性”和“世界性”这两个核心议题，设置主题发言环节以及三个平行分论坛，涵盖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学的融通互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俊高度评价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史建构过程中跨文化书写方式的重要意义，认为翻译文学的可能性、现实性、传播方式、价值定位决定了民族和国别文学获得世界文学身份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而使得文学研究成为中国文学放眼世界（世界文学）的开放性人文学术实践。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主任宋明炜从科幻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幻作为一种文学思维的方法，可以帮助文学跨越学科壁垒，科幻小说作为打开新巴洛克文学宇宙的方法，指向一种超越任何单一乌托邦、人类中心视点、以及超越任何性别、阶级、种族、物种和身份二元论的新的行星尺度的生命意识。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千野拓政从文学的边缘化、阅读文本方式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东亚城市青少年文化的跨国共通现象，以此考察东亚城市文化变化的真面目，并且指出它在近代以来的文学文化的位置以及和当下世界的关联等重要信息。韩国崇实大学教授吴淳邦以19世纪基督新教与晚清民国五四时期所发行的报刊及历史文献为对象，考察了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如何接受西洋文明，改造中国发展成现代文明国家的建构方案。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近现代中国小说启蒙运动采纳东西方启蒙运动交融的经验，以理性与科学的研究精神，通过以破旧立新的除魅工作，试图建构文明国家的国语文学模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以1940-1950年代的材料为研究对象，阐释了全球化时代的寻根文学与全球化危机时代的新地方文学特征，以此审视地方性资源与世界文学资源的互动。湖南社科院研究员卓今以折叠、流动和跨界为关键词，讲述了全球化与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概念发生的新变，认为文学研究内部概念系统的转换也应该得到研究界的重视。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探讨海洋文学、都市文学与世界性的关联，认为我们面对海洋，不能停留在由《奥德赛》或者《老人与海》开创的将海洋对象化、客体化征服的书写上，而要理解海洋的复杂性及其历史的、当代的意义，它具有比陆地更大的叙事空间及开放性。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郭洪雷聚焦于《世界文学》目录，通过详细的史料考察，透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世界文学资源汲取的偏好，从知识论的视野敞开当代文学研究的阅读史路径。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杨从反思“机械复制式”的学术生产方式、警惕“泛文化式”研究的理论迷思、避免抽离体系的“横的移植”三个角度出发，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如何走出西方话语的“阴影之谷”。浙江大学博士后朱钰婷以雨果奖对于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认为其评奖原则和标准涉及到意识形态倾向、经济因素以及语言翻译等问题，反思了中国科幻文学走向世界的热望及背后存在的问题。

文学跨界的多维观察

匈牙利佩奇大学教授彼得以美国作家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才能的寓言》为例，指出后启示录叙事对人性的刻画通常受霍布斯哲学影响较大，而实际上，人类是需要集中权力来处理灾难性事件。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跨界现象，认为在当代写作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跨界，并且互相之间有所关联，跨界性为当代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思维形态与审美范式。苏州大学教授王尧指出跨学科研究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从文学、历史、社会等不同学科交叉的视野出发能够充分激发文本潜在的内涵与活力，与此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跨学科素养。《学术月刊》编审张曦分析了晚年张爱玲文学创作及审美心态的变化，文体上主要以杂文、随笔为主，落笔相当谨慎，文风严谨，朴实，喜用成语典故，明显呈现出从才华到学识的转变。而作家早期小说对于人生荒凉的强烈悲剧感，也逐渐被一种达观、平和、和解的态度取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鸿声提出要注重对于新时代社会背景与文艺形态发展的关联与影响研究。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科技形态变迁的考察，深入探究文艺形态的基本规律，从而在理论上建构新时代文艺新的特征、新的审美内涵，以及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崭新愿景。浙江大学教授陈奇佳认为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引入生命理论，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它在基于人的生命反思基础上，对既有世界的秩序构造逻辑，如伦理、道德、法律等底层设计进行批判。生命理论对经典主体理论的反思，以及试图超越西方传统文化观念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式，对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复旦大学教授金理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野，探讨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上青年形象塑造的“角色化”主流机制及其成因、演变与效用。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郭剑敏以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七次出国访问为例，考察了作家出访活动对当代文学生产的意义，作家的出访活动不只是文学领域的交流，他们在诸如反对国家霸权、声援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参与。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小刚分析中国新世纪非虚构写作中的虚构性研究，认为张扬真实是中国新世纪非虚构写作的核心特质，但虚构性却是非虚构写作产生文学肌理、达成作者叙事目的、获得自我文类身份的重要因子。杭州师范大学讲师吕彦霖阐释“新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经济问题，认为在经济剧变对生存环境的改造中，文学的意义远非“现实对应物”所能简单涵盖。相反的，它更应被视为以文学的实感凝结转型时代生活秩序，个体际遇以及情感结构的复合载体，“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刻画了经济剧变下个体生活秩序的转向。南京邮电大学讲师刘亚群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理论视域出发，认为黄锦树（们）对中国文学/“中国性”所谓“大汉沙文主义”的批判误入了某种类似“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如何越过后殖民理论视域反思马华文学中的异质性文学现象，并反观其与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或许可以为华文文学理论建构提供新的理论视点。杭州师范大学讲师徐兆正阐释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克服问题，认为两者的差异集中在对语言的使用上：前者将语言作为传递情节和意义的工具，后者的意义端赖语言自身生成。但由于现代主义最终没有放弃意义，所以仍属于现实主义的自我更新，或者说是一种“超级现实主义”。

媒介技术与文学研究新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媒介融合为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接受者不仅要面对传统形态的文学，并且要考量数智时代新的写作技术对于文本组织的渗透，以此来重建文学新的伦理内涵。南开大学教授卢桢从“范文本”的视野考察新时代文学研究，认为应该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当下多元化的文学创作趋势，并且讲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解决的路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詹玲从“非虚构”写作的反思出发，认为先验的理真羁绊着作家事真的选择与情真的流动，从而影响了“求真”的表达，提出新技术时代的文学“求真”与“及物”关键在于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现代理性思辨和概念先行的验证式推理，探讨了文学创作建构整体性视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王姝通过对AI时代的文学何为，文学如何与AI共进以及文学如何信任技术这三个问题的追问，指出不同AI系统的竞争，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竞争，更是没有硝烟的国族政治，我们应该拥抱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文学叙事的扩张，突破表象的沉浸，制造真正的叙事沉浸。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贺剖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给当代文学带来的影响，试图比较研究目前国内外多款主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简称“大模型”）在简体中文写作中的表现水平（实际为其处理、利用简体中文这一自然语言时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进而将这些机器生成的文字、内容，与优秀的人类创作进行对照分析，以期作出较为恰切的评论与分析，并且从总体上对人类与人工智能如何共同协作、展开文学想象这一课题展开新的探讨。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周敏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感官叙事与现实主义问题，认为网文的模式化/模块化叙事以及对欲望/感官的超量满足与激发，虽不是“再现之真”，却是“情感之真”，体现出整体性现实已经散落成各种微观的、流动性更强的情感片段现实。《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李杨认为就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重返经典”呈现出更多元丰富的样态，由文本创作延伸到电视作品、动漫电影、综艺表演等多个赛道，以“再创作”激发活力。而对人的主体性形成冲击的人工智能文艺，解构着围绕文学创作所形成的诸多“牢不可破”的观念，要求文学研究者不断调整思路和方法，探索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文学创作的新的可能性。

文学传统的现代生成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周保欣将鲁迅“国民性”思想的起源与晚清东南贱民社会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从现代作品所呈现出的“国民性批判”人物形象来看，其身份、职业、习俗、精神、心理和行为特征等，大多与晚清中国的“贱民社会”有复杂关联，特别是以鲁迅、巴人为代表的浙东“堕民”书写最典型。他提出需要用新的认识论，对待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学领域的“国民性”问题，不能刻舟求剑地否定中国文化传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澍介绍了《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洛杉矶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老舍、郭镜秋的《离婚》合译本之评价，对合译本的翻译、出版、发行、宣传等运作过程进行初步的分析，总结其成败得失，以此审视域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经典形象及文学传统的演变问题。山东大学教授赵坤从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梳理了“最近二十年”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对文学历史化潮流的内在逻辑、精神诉求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剖析文学与历史之间辩证互动的共生关系。浙江科技大学副教授李立超从“时间”“空间”“伦理”“方法”四个层面入手考掘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认为王德威“抒情传统”论述中所涉及的“史诗时代”的提法，“海外”“南方以南”等空间都暗指了一种抒情的政治学，其“历史的审美化”倾向值得反思。杭州师范大学讲师王海晗分析鲁迅杂文的古典渊脉，认为鲁迅之所以在2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转向杂文写作，并不仅仅是因应历史形势的动机亦或心理感受的催化使然，也包含着其本人对曾经辖制自身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装置的某种反向思考，他自觉地将文艺写作的语境关联到更为切身的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在杂文的创生过程中隐含着一条源自古典资源的内在理路。以鲁迅杂文为个案提出应该充分重视古典语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许多原本习惯在西方叙述学、小说修辞学等概念框架中去讨论的问题，同样可以放置在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文体学等范畴中去理解，从而激活出新的内涵。

除了专家学者会场之外，与会硕博研究生结合会议议题，从文本阐释、文学史考察和文学现象分析以及刘慈欣等科幻作家作品和当下科幻文学热点现象等话题，展开认真细致的探讨。